王夫之的主要思想
1、王夫之认为这些说法是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三代以前人类还处在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衣裳未正，五品未清……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三代时有了文明，但仍处于不发达状态，“国小而君多……暴君横取”。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进化过程，人类祖先从“植立之兽”中分化出来，不断地创造文明。春秋时代的社会远远超过三代，汉唐以后远远超过春秋，盛唐时代已远非三代时期可比。王夫之批评复古主义者的观点颠倒事实，“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
2、(1)他们都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成为近代进步思想的先声；
3、王夫之(公元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是明末清初最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早在青年时期,他便痛感明朝极端腐朽的专制主义统治所造成的社会危机，而倾注心力于探索历代社会经济与典章制度的发展沿革,以期改革时政。一六四八年清兵南下,进占衡阳,王夫之于衡山举兵抗清。失败以后,参加南明桂王政府,又为阉宦所陷,乃愤然离去,长期隐居在荒岩绝壑、苗瑶山洞之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借笔墨倾吐“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遗著共有一百余种,四百余卷,其中《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思问录》、《黄书》、《噩梦》、《读四书大全》、《读通鉴论》等,代表了他的学术和思想所达到的高度。
4、(参考文献)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王夫之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认为“万殊之生，因乎二气”。他提出“乾坤并建”，“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肯定矛盾的普遍性。任何矛盾都是相反相成的，一方面“必相反而相为仇”，这是排斥关系；另一方面“相反而固会其通”，这是同一关系。这两重关系，不可分割，“合二以一者，就分一为二之所固有”。
6、王夫之的哲学被认为是唯物论，这个来自张载的“气本论”。在宋明理学那么多思想中，王夫之最推崇张载。王夫之认为决定世界万物变化发展的力量是物质，而不是心。
7、他认为，老子说的绝对的“无”，根本不存在。老子说，有了车轮中间空的圆洞，才有车子的作用；有了碗盆中间的空，才能装进水，所以“无之以为用”，“无”的部分是事物的关键。王夫之戏谑说，如果抽去车子和盆碗的实体(有)，光靠车子和碗盆的“无”，还有载货和盛水的功能吗？那样岂不是可以用车子盛水，用碗盆载货了？
8、在21世纪，“南岳一声雷”在哪里？我们读王船山的书能产生什么样的“想象”？中华民族的未来是什么？世界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如何改变命运？我们如何应对未来？
9、接下来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清军入关，李自成败退，形成清军、农民起义军、南明小朝廷的多方混战。在战乱中，王夫之一家四处逃难，他的妻子死了，母亲、父亲、叔叔死了，还有一直跟随他多年的侄儿也被清兵杀害。王夫之曾经4次写《悲愤诗》，悲国家之痛，悲家庭之痛。
10、提出“天理即在人欲”，反对禁欲主义。著作《宋论》、《读通鉴论》、《张子正蒙注》。
11、其次，王夫之还从客观事物的依存和联系的关系，论证客观世界的“实有”性。例如，人依赖土地、房屋、水火、粟米、浆汤才能维持生活；种粟要有土地和种子，做汤要有水，盛水要有器皿，这些条件是实实在在的，这种依存关系都不是虚幻的。他反对佛教把客观世界说成是因缘凑合的假象，“物物相依，所依者之足依，无毫发疑似之或欺”，事物之间的依存关系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客观世界的“实有”更是真实的。
12、五十四岁那年，他写出近百万字的《礼记章句》后，适逢吴三桂因不满撤藩之事而谋反的巨大政治事件。1674年，吴三桂攻入湖南，占领常德、岳州、长沙、衡阳等地。接下来，四川巡抚罗森、广西将军孙延龄、襄阳总兵杨东嘉、陕西提督王辅臣等先后举起反清旗号。接下来耿精忠也在福建反清，攻掠江苏、浙江诸州县，郑经也率军由台湾入闽浙。而吴三桂又假称明朝皇帝朱由检的第三子“朱三太子”在军中，以反清复明的旗号蛊惑民众。一时间许多民众也由衷地相信，王夫之也不例外。1674年，吴三桂攻下湖南后，王夫之到湘乡去访问至亲刘象贤，商议此次政治事件，并作有《上湘旅诗》，坦陈自己的疑惑与当时的气势：“山城犹百里，战伐不相知……回首巴丘北，银涛卷绣旗。”1675年，王夫之从寓居的衡阳北上岳阳，游长沙，访故人，一路所见所闻，多有诗作，但对时局的发展并不天真乐观，在与好友蒙正发《留别圣功》一诗中写道：“兴亡多事天难定，去住皆愁梦未真。”时局的发展也很快印证了王夫之的直觉。1676年，战局急转直下，先前的叛将、提督又纷纷降清，而吴三桂本人竟然在时局不利的情况下，于1678年在桂林称帝，并委托人来恳请王夫之写《劝进表》。对此王夫之愤然拒绝，并自称是亡国遗臣，所欠一死，为不祥之人，何能担此大任。于是又躲进深山，作《祓禊赋》以抒志，其中有句云：“思芳春兮迢遥，谁与娱兮今朝？”“阒山中兮无人，蹇谁将兮望春？”(王夫之的主要思想)。
13、(1)主张“循天下之公”，揭露历代帝王把天下当私产的做法；
14、王船山虽生不逢时，颠沛流离，大半生躲藏于山林著书立说，在世几乎默默无闻，但是身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有几千万“粉丝”。在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上，1000多位叱咤风云的精英人物推崇王船山思想，如魏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宋教仁、秋瑾、章太炎、孙中山、于右任、胡汉民、林森、蔡元培、严复、胡适、张謇、范旭东等。另外，处于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晚年的蒋介石，也是王船山的“粉丝”。
15、1679年(六十一岁)，《庄子通》写成。该年秋，开始著《四书训义》。
16、“形而上”和“形而下”。朱熹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把“形而上”说成为完全脱离“形而下”的绝对的精神主宰。王夫之批评程朱割裂“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错误观点，否认有脱离“形”而存在的形而上的道或理，“器而后有形，形而后有上”，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一般只能寓于特殊之中，离开特殊的一般，到什么地方也是找不到的。
17、王夫之坚持事物运动的内因论，反对外因论。他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于事物内部的对立面相摩、相荡，明确阐述了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万物变化的源泉。
18、针对朱熹“月印万川”的比喻，王夫之说，天上的月是实有的月，川河湖泊中映出的月影，并不是真实的。没有天上的月，川河湖泊中月的影子也就不存在。如果按照朱熹的说法，真的月亮生出来的都是虚幻的影子，那么“理一”生出的“万殊”难道也是虚幻的影子吗？认为世界是虚幻的，这种观点是与佛教完全一样的，“何居乎君子儒而蒙释老之说邪？”为什么自称是儒家的正统却接受佛老那些邪说呢？
19、这里顺便提一下王夫之与佛教的关系。王夫之在很多地方都提到了佛教和禅学，而且与很多宋明理学家一样，批判佛教和道家道教是异端邪说，“辟佛老而正人心”。但是，实际上王夫之并没有骂过那一位和尚，而且他还与很多的和尚有交往。这是为什么呢？这里要搞清楚，王夫之之所以批判佛教，是因为他不满陆王心学，认为陆王心学就是禅学，他反对文人士大夫不问国事，背离了儒家的社会责任。所以，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只是出于亡国之痛而对陆王心学流于“狂禅”的批判。也就是说，王夫之批判的佛教是“士大夫佛教”而不是“寺院佛教”。
20、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21、1672年(五十四岁)，重订《老子衍》，稿本被唐端笏携去，毁于火灾。今存《老子衍》为其三十四岁时写成的初稿。
22、 牛李“维州之辨”是唐文宗至唐武宗时期牛僧孺和李德裕关于“维州事件”的争辨。唐文宗太和五年(831)九月，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收复维州并准备接受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的请降。当时朝廷大多数官员都赞成李德裕的做法，但宰相牛僧孺却提出反对意见。牛僧孺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自己的看法:一是吐蕃领土广大，失去一维州，并不能损耗其实力;二是唐与吐蕃已经达成盟约，对待吐蕃，应该以“守信为上”;三是收复维州会遭受吐蕃的侵扰。所以，收复维州对唐朝没有一点好处，对少数民族不讲诚信，百害而无一利。最终唐文宗采纳了牛僧孺的意见，诏令李德裕将维州归还吐蕃，将悉怛谋等人全部放回吐蕃，结果吐蕃将悉怛谋“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李德裕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十二年后，即唐武宗会昌三年(843)，他重提维州悉怛谋之事，认为悉怛谋归降之前，吐蕃已违背盟约，所以唐朝接受他的归降并不算失信，进而他指责牛僧孺在“维州事件”上的做法是“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
23、 王夫之通过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战”与“和”的反思与总结，提出了“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的战略构想。在他看来，“战”与“和”之间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他说:“以战先之，所以和也;以和縻之，所以战也。”基于这一认识，他非常赞同封德彝“不战而和，示之以弱，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并著”的观点，认为这是“知兵筹国相时之善术也”。他进一步指出:“夫夷狄者，不战而未可与和者也。”王夫之非常惋惜唐朝的统治者没有正确运用这一思想，即“惜乎唐之能用战以和，而不用和以战耳”。在总结“战”与“和”关系的基础上，王夫之提出了“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的战略构想，并认为这是“中国制夷之上算也”。他说:“夫御夷者，诚不可挑之以战，而葸于战以言守，则守之心先脆矣;诚不可葸焉以守，而略于守以言战，则战之力先枵矣。抑以战为守，以守为战，而固无情也。固善制夷者，知时而已矣。时战则战，时守则守。”这就强调“战”与“和”之间不可分裂，必须交相为用才能取得胜利。王夫之进一步指出，“知此，则秦桧之谋，与岳飞可相辅以制女直，而激为两不协调以偏重于和，飞亦过矣。抗必不可和之说，而和者之言益固，然后堕其所以战而一恃于和，宋乃以不振而迄于亡。非飞之战，桧亦安能和也;然则有桧之和，亦何妨于飞之战哉?”也就是说，如果秦桧和岳飞能够理解并运用这一战略构想的话，那么秦桧的主和与岳飞的主战就能够相辅相成并战胜女真，然而他们将相不和，矛盾难以调解，岳飞坚持不讲和，主和派的态度更加强硬，最后统治者偏向主和，放弃了作战的主张，南宋从此一蹶不振也就很快灭亡了。
24、王夫之首先的第1个功绩是他反禁欲主张，他说人的欲望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人不能离开了欲望而去空谈天理，所以他对于当时的存天理灭人性的思想进行了批判。
25、 其与夷狄讲信义会招致祸患。王夫之认为，对夷狄“怀以仁，而即乘吾仁以相犯;结以信，而即怙吾信以相欺者也。而唐藩镇之乱，率因此而滋”。在王夫之看来，唐代的藩镇之乱就是因为唐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首领讲信义而引起的。他进一步指出，中原王朝与外夷交战时，不应轻易相信夷狄的情报，否则就会招致祸患。他说:“与为难者一夷也，介于其侧、伏而未动者又一夷也，则且两持其命而蛊我以效顺之忱。实欲倾我而姑与我通以市利于彼，闲输彼浮薄之情以坚吾之信。我进则老之，我守则诱之，我大败而不能责彼之相误。至愚者诧为秘密之机而自矜外助，卒之小以残我边疆，大则害及宗社。”也就是说，夷狄向中原王朝出卖情报以骗取信任，实际是想倾覆中原王朝，所以不应轻易相信夷狄。
26、1681年(六十三岁)，病哮喘。始撰《相宗络索》。又为门人讲解《庄子》，写《庄子解》，与《庄子通》相表里。这一年起，直到逝世为止，每年都有一本新著问世，爆发出巨大的精神创作能量。
27、总之，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是不可缺少的，耳目等感官服务于心官(思维)，心也不能脱离感官。既要格物，占有丰富的感性材料，又要致知，充分发挥思维的能动作用。格物离开了思维的指导，就会流于“玩物丧志”；思维不以客观事物为基础，就会陷入主观狂妄的邪说。
28、乐观主义者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悲观主义者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差糟。一般来说，经历顺境成功多的人更容易乐观自信，经历逆境挫折多的人更容易悲观绝望，王夫之是一个例外。“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从王夫之的经历来看，他亲眼目睹了明末的腐败政治，在张献忠手中死里逃生，曾效力南明王朝，参加过抗清斗争，屡战屡败，基本没有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和可能，晚年又在极度清贫的生活中度过。但不论是面对战争还是灾难，不论是遭遇绝望还是悲伤，不论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中，他都怀着无限的憧憬，怀抱无限的生机，以前无古人的卓识和担当，对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古代经学和史学既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总结，又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对传统学术的继往开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29、在19世纪、20世纪，王船山被认为“湖南精神”的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精神”的“种子”。湖南精英将王船山解释为“湖南精神”的始祖，而以熊十力、章太炎、梁启超、宋恕、孙中山等为代表的“非湖南”精英则将王船山解释为“中国精神”的“种子”，都以王船山的名义进行社会实践，以求早日实现“中国梦”。
30、王夫之由此提出“治器”的思想，“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他认为，道在器中，道不离器，道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是可以通过有形的事物去认识它把握它的。因此，只有通过对事物的作用和变革(治器)才能获得道(规律)的认识，人不能创造道，但可以通过“治器”的过程获得对道的认识，反过来用这种认识去指导“治器”的行动。例如制造弓矢可以获得弓矢的道理，反过来又可以用这些道理指导改进制造弓矢的工艺。
31、王夫之鉴于明末统治者肆行暴政,交相为恶,以至法纪荡然,民心敢丧,深感“治道之裂,坏于无法。”因此,他引古筹今,论证了治乱世与立国之始,必须重视立法。说:“法未足以治天下,而天下分崩离析之际,则非法不足以定之。”“……无法则民无以有其生,而上无以有其民。”法的作用就在于惩恶劝善,统一政制。至于法律内容的详与简,取决于形势。他主张“立国之始,法不得不详,......不详则苛横者议其后,而变易增加之无已。”但是,总的说来他反对繁法酷刑,赞赏唐玄宗时晋陵尉杨相如提出的“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认为这才是“治道之言也”。他还发挥了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阐述的“法愈密,天下愈乱”的思想,指出“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并针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法令随心,因人而异所造成的积弊,阐明了统一适用法律,对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实现法律的效能的重要意义:“申画一之法,除条例之繁,严失入之罪,则冤枉者可以由千百减至什一矣”否则“设大辟于此,设薄刑于彼,细极于牛毛,而东西可以相窜”,必然会出现“见知故纵,蔓延相逮,而上下相倚以匿奸”的现象,虽欲以法“筘天下”而不可得,相反,将“为天下之所筘”但在封建社会,“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而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因此,封建的法律是赤裸裸的特权法,公开确认良贱的不平等,全面维护贵族、高官的等级特权,根本不可能作到统一适用。不仅如此,任何一个封建国家和朝代,都存在着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矛盾,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法彻底消除,从而又决定了封建法律不能不因地而异。此外还存在着种种迫害劳动人民的法律以外的专横手段,作为国家法律的补充。由此可见,王夫之提出的统一适用法律的观点,反映了清初启蒙思想家所共有的法治主义的倾向,表达了挣扎在非法凌虐之中的人民群众的呼声。
32、王夫之出身于日趋没落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一方面眷恋着科举考试的旧路，另一方面关心动荡的时局，参加“行社”、“匡社”等，立志改革社会。农民革命的风暴打破了他“学而优则仕”的梦幻。但他拒绝张献忠农民军的礼聘。明亡后，他于1648年在衡山举兵抗清，失败后退至肇庆，后任南明桂王府行人司小官，又到湘南一带过了几年流浪生活。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从事学术研究。
33、治理国家侧重任法还是任人,是封建政治发展史上长期争议的问题之一。王夫之反对单纯任法,也反对单纯任人,主张良法与贤人相结合,任法兼任人。他说:任法不任人,“未足以治天下”,是“治之弊也”。因为“律令繁,而狱吏得以缘饰以文其滥。……律之设也多门,于彼于此而皆可坐。意为轻重,贿为出入,……辨莫能折,威莫能制也。”而且“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无方。以有限之法,尽无方之慝,是诚有所不能该矣。”因此,他认为立法之后慎选贤吏以执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如果随便“委之人而使之操法”,“舍大巨而任小臣,舍旧臣而任新进，舍敦厚宽恕之士，而任徼幸乐祸之小人”，势必造成“国事大乱......小人进而君子危，不可挽矣”的危局。
34、王夫之批判君主专制；提出唯物辩证法思想。影响：哲学思辨代表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顶峰。
35、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著作《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
36、王夫之有着典型的湖南人的血性。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明朝的“遗臣”，坚持不剃发，绝不与清廷合作。康熙二十八年(1689)，王夫之已经71岁，衡州知府派人带着钱粮来到他家慰问，但他托病不出。他的妻子告诉他，家里很快就要断粮了，总不能看着小孩饿死吧。王夫之出于礼貌，就把粮食留下了，但把钱退了。我们知道，明末清初有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他们都是明朝的“遗臣”，都很有骨气，都做到了“忠臣不事二主”。但最有骨气的，还是王夫之。黄宗羲晚年，朝廷请他出任明史的编修，他怕遭人非议，但还是想了一个补救的办法，推荐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去代替。还有一件事，黄宗羲为了自己的孙子黄蜀能够考中秀才，特地向徐乾学写了推荐信，希望他多多关照，也就是“开后门”。这位徐乾学何许人也？他就是顾炎武的外孙，康熙九年进士第三名，做过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当时的清朝高官。黄宗羲为了孙子的前途，在写给徐乾学的推荐信中，顾不得自己前朝的身份，直接称呼康熙皇帝为当今“圣主”、“圣天子”等等。后人认为黄宗羲的这种做法有点“晚节不保”。而王夫之的所做所为，体现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值得我们永远敬仰。
37、因此，本书“门户开放”，永持王船山“利天下之生”的“百科全书”情怀，力求向更多现代人提供价值和服务，对各行各业的人提高理性能力、持有理性能力有非常积极性的参考意义，特别是对从事公共管理、工商管理、商业经营、科技发明、法律、教育领域的人大有启发价值。
38、本书最大的特色，本着“普遍主义”立场、“有求必应”的淑世情怀，是综合国内外船山学研究最新成果，并结合现代法学、经济学、教育学、世界主义、全球伦理、公民道德、管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西方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成果解读王船山的思想，满足更多现代人、未来人的需求。
39、在王夫之看来，程朱的错误是“先知以废行”，陆王的错误是“销行以归知”，他们共同的错误是排斥行的作用，以主观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从程朱、陆王本人来看，倒确是一些言行一致的真君子，但其后学门徒中却不乏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道德沦丧者，他们口称仁义道德，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却极其不负责任，所以王夫之说“朱门后学之失，与陆杨之徒异尚而同归。”
40、王夫之提倡唯物论，实际上就是提倡经世致用。他最不满意的是陆王心学。我们前面专门讲过王阳明，王阳明最重视“心”，也强调经世致用，但继承他的后学弟子到了晚明时代已经脱离实际，甚至流于“狂禅”。“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本来是文人士大夫的担当，但是，明朝后期很多王学弟子都醉心于空洞的义理，不问天下事，所以甲申国难发生的时候他们“愧无半策匡时难，唯余一死报君恩”。王夫之认为这是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阳明后学讲空洞虚无的“无善无恶”，王夫之认为这是不负责任，与佛教禅学和老庄的玄学没有两样。这其实不是王夫之一个人的看法，顾炎武、刘宗周、黄宗羲也都这么说，他们指责阳明心学就是“异端”，甚至连陆九渊也不放过，骂陆王心学就是禅学。王夫之说：“自异端有直指人心见性之说，而陆子静、王伯安附之，陷而必穷，动之不善宜矣。”
41、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42、他抨击程朱理学，自称“异端”，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著作《焚书》。
43、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提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君主是为百姓服务的，著作《明夷待访录》。
44、 王夫之是前一种思想观念的代表人物之一。
45、王夫之出生在衡阳的一个大户人家。他从小立志从政，13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接下来要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的会试。但是，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攻破河南，朝廷决定将礼部的会试推迟一年；一年以后，25岁的王夫之和全国所有准备会试的其他考生一样，生不逢时，明朝结束了，科举之梦戛然而止。
46、在世界上，王船山比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要早出生100多年。
47、 ★王夫之以元气说的哲学推测为思想依据，又从生活实践乃至实验观察中得到了物质不生不灭的思想。他说：“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焰，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人不见尔。一甑(zèng古代一种蒸食物的瓦具)之炊，湿热之气，蓬蓬勃勃，必有所归；若盦(ān覆盖之意)盖严密，则郁而不散。汞见火则飞，不知何往，而究归于地(此处应为实验)。有形者且然。况其氤缊不可象者乎！未尝有辛勤岁月之积，一旦悉化为乌有，明矣。……如散尽无余之说，则此太极浑沦之内，何处为其翕受消归之府乎？(《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48、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被学界列入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世界四大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曾参加明末反清斗争。1648年举兵衡山，抗击清兵南下。后在南明朝廷翰林院、行人司等处任职。晚年隐居于衡阳县石船山，号称船山先生。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等多种。另外，其史论名著《读通鉴论》、《宋论》亦被视为历史哲学。
49、王夫之63岁时写了一本书，叫《相宗络索》。这是为佛教法相宗写的一本初级入门读本。我们知道，佛教法相宗也叫唯识宗，其中的概念非常难懂，根据后人研究，王夫之写的水平也不高，问题是他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书？主要原因是他晚年生活太困难，有一位先开禅师请他写，估计他为了争点生活费，也就是写了。上个世纪80年代，在衡阳还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了一篇文章叫《牧云山常住记》，作者王夫之。这篇碑文是王夫之受庙里的住持所托，为前一任方丈超凡法师写的一个传记，文章特别称赞那个方丈严格守戒，是那个时代佛教徒学习的榜样。注意，明清时期佛教的整体素质下降，很多出家人到庙里去纯粹是为了生计，不守戒律，与俗人无异。牧云山这座庙规模不大，但道风严谨，王夫之也深受感动，认为“湖南名刹代兴，求其慈静安禅，始终一日，如牧云者，无有也”，在碑文中赞扬严格持戒的高僧，可见他对寺庙的和尚并没有偏见。
50、 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以夷攻夷”是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思想之一。史书中也对“夷狄相攻”多数予以肯定，如《汉书·晁错传》载:“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新唐书·陈子昂传》载:“夷狄相攻，中国之福。”《资治通鉴》载:“夷狄相攻，中国之利。”《宋史·张齐贤传》载:“以蛮夷攻蛮夷，古今之上策也。”
51、主张(1)提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的理论；
52、王船山即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王夫之。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三大儒。
53、本书具有“现代问题意识”，对王船山思想进行了创新性的解释，一个问题是：何以谓之“中国”？何以应对“世界”？一个问题是：现代人既要扩张欲望，又要用什么办法驾驭心灵欲望？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工作？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工作伦理？一个问题是：科技如何呈现良心？圣人传统如何继承？圣人精神如何生发？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平等”？靠“成均”？
54、 “战”与“和”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两大主题，“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当今社会，也无论是民族关系还是国际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战，一个是和。”那么，王夫之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战”与“和”有着怎样的认识呢?先谈“战”的方面。王夫之认为:“以战为守者，善术也;以守为战者，败道也。”在他看来，以战为守才是最好的策略，战争时一味地防御最终就会导致失败，南朝宋文帝与北魏的战争就是因为宋兵只是一味地防御，最终导致了失败。他说:“崔浩策宋兵之易败也，曰:‘东西列兵，径两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可席卷而使无立草之地。’”刘宋军队战线东西排列有两千多里，防御力量分散，每个要点不过数千人，兵力薄弱，北魏军队集中兵力攻击，宋兵只要一处溃败，就会导致全军覆没。王夫之对于这种“列兵千里”的消极防御非常不满，他说:“夫列兵千里，尺护而寸防之，岂其能惧哉?栉比株连以外蔽而安处其中，则心为之适然而忘忧。寇之来也，则于彼乎，于此乎，我皆有以防之，则一处败而声息先闻，固可自全以退，而无忽出吾后以夹攻之患，于是乎而惧之情永忘，弗惧也，则亦无所慎矣。”基于这些认识，王夫之认为在与少数民族军队作战时，应置之死地而后生，一味地谨慎，“未临事而惧先之，不败何待焉?”
55、其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
56、然后他是主张均天下反专制爱国思想的，然后王夫子他对于心物之变他是反对的。他觉得人他之所以会获得知识，会聪慧是靠他的感官去感受的，靠他的心去探知的，他只有进入到世界的万物中，去探寻事物的规律，他才能去真正的认识这个世界，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后天获得的，并非是天生就有的，所以他对于知行之便里面的生而知之的理论是反对的。
57、可见，人人都抢着解释王船山。为了王船山思想的多元生发，我们说：王船山不仅是湖南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的宝贵财富，更是世界的宝贵财富。
58、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9869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59、(作者简介)崔明德，烟台大学民族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60、 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念，一种是汉族猜疑少数民族，主张不应对夷狄讲诚信，如岳飞就曾说:“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另一种则主张“华夷一家”，应对少数民族讲信义，如唐太宗就说:“吾以诚信御天下。”褚遂良坚持“以信义而抚戎夷”的民族关系思想。
61、王夫之发展了张载“一物两体”的思想，认为，对立面的统一不是简单的拼合，而是有机的结合。“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又互相依存，统一于一个整体之中。“如水惟一体，则寒可为冰，热可为汤，于冰汤之异，足知水之常体。”“昼夜分两端，而天之运行一；生死分两端，而神之恒存一”。阴阳两个对立面不可分割，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又互相渗透，“如男阳也，而非无阴；女阴也，而非无阳，以至于草木鱼鸟，无孤阳之物，亦无孤阴之物”。所以，“天地之化，人物之生，皆具阴阳二气”，天地人物的运动变化，其根源就在于自身内部固有的阴阳对立。
62、为此，由青年学者、一位“新儒家”黄守愚主编了《王船山语要》一书。
63、王夫之可以说是著名的思想教育家，他有一整套他自己的教育理念。这个人可以说天资聪明，是少年天才，自小刻苦学习，四岁启蒙，七岁读完“十三经”，据说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把衡州素有的藏书全部读遍。这位他今后的学问打下深厚的基础。王夫之可以说家学深厚，他的父亲的《春秋》，春秋学的是春秋大义，也就是民族大义对其影响可以说是非常深远。他有句话非常有名，叫知而不行，犹无知也。意思就是说你光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如果不出去实践，那么你的学问等于白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践是真理的唯一形式。
64、1691年(七十三岁)，久病哮喘，四月《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定稿。
65、阴阳二气充满了宇宙，无处不包含阴阳的对立，所以，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对立同一之中，没有孤立存在着的事物。“错者，同异也；综者，屈伸也。万物之成，以错综而成用。”同异是矛盾，屈伸也是矛盾，事物就是在相反相成的矛盾关系之中互相联系互相依赖。“或始同而终异，或始异而终同，此类相关，乃知此物所以成彼物之利。金得火而成器，木受钻而生火，惟于天下之物知之明而合之、离之、消之、长之，乃成吾用。”在矛盾发展过程的开始时，或者由同一而发展到差异，或者由差异发展到同同异在整个过程中，都显示出相反相成。懂得了这个道理，可以使客观事物为我所用。
66、李贽：具有“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其思想具有鲜明的封建叛逆色彩和战斗精神。
67、 其托古论今是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在王夫之的许多著作中，他总是在总结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评价历史人物时，运用托古论今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欧阳兆熊曾说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刘毓崧先生支持这一观点，并认为《读通鉴论》“更有不满于前人，然实为明人而发”。如王夫之在提到南朝宋明帝猜忌萧道成并打算将其诛杀时，就说:“故莫愚于猜疑防制之主，而暗者犹次也。”意思是说没有比猜忌防范边境将领的君主更愚蠢的了，这实质上就是暗讽崇祯帝因猜忌袁崇焕而将其诛杀之事。在谈到李陵投降匈奴时，王夫之讽刺说:“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在提到刘昶和萧宝寅等历史人物时，王夫之就斥责他们“受王封于拓跋氏，日导之以南侵，于家为败类，于国我匪人，于物类为禽虫”。显然，这蕴藏了他对明末时投降满洲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畴、吴三桂等进行“笔伐”的意旨。在提及宋高宗时，他批评宋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这实质上就是王夫之对南明政权忘记家仇国恨且偏安一隅的极大愤慨。王夫之正是用这种托古论今的方式，将对历史经验的反思与总结蕴藏在其民族关系思想当中。
68、李贽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表现出对皇权专制的不满。
69、每卷按照其内在逻辑再分门别类，每门每类选编一定数量的王船山语录，同时加以按语的形式进行点评、解释、概括此门类下所收语录的主要意思。读者通过按语，就能大致了解王船山此门类语录的思想大意。一书在手，王船山思想的真精神，尽在掌握之中。也可以说，是一本了解王船山思想的工具书。
70、王夫之关于任法与任人相结合的观点，剔除了某些思想家各执一端的偏见,也是就明末法制废弛,官吏贪暴的恶劣现实而发的,是抨击,也是矫弊；是对以往的谴责,也是对未来的期望。
71、 虽然王夫之认为守信义是“诚仁人君子之言”，但是他也认为:“言各有所指，道各有所宜，不揆其时，不察其故，不审诸顺逆之大义，不度诸好恶之公心，而唯格言之是据，则仁人君子之言，皆成乎蔽。仁蔽而愚，信蔽而贼，不可不辨也。”也就是说，虽然讲信义是出自“仁人君子”之口，但对何人讲信义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一味地遵守教条，那么“仁人君子”的至理名言就会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绊脚石。所以，对夷狄过于行仁义就会使人变得愚蠢，过于守信义就会反受其害。基于这一认识，他对历史上的牛李“维州之辨”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72、他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要求限制皇帝的权力，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
73、“更新而趋时”不仅提供了一个一般的立法准则,而且是王夫之进行社会改革的重要依据。由此出发,他设计了改革田制的兰图:自耕者占田不得过三百亩,赋税协于什一之数,借以抑制贵族豪强、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由此出发,他抨击了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以冲天的勇气发出“天下非一姓之私也”的呐喊,并以亡秦为例,说:“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巳矣。”他认为只要不“病民”而又无“原野流血之惨”,易姓改朝也未尝不可。特别是在明朝筱亡,清朝继建的历史条件下,他勇敢地提出为了维护民族的统治权,虽君权亦“可继、可禅、可革”,“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之通义。”这些激越之辞,表现了王夫之坚持抗击清朝统治者推行野蛮的军事征服政策的民族主义立场,同时也是对明末皇帝专横态肆,招致“亡国”之祸的抨击和自身坎坷遭际所郁积的愤葱之情的流露。
74、(3)提出“工商皆本”理论，反对重农抑商。
75、1684年(六十六岁)，病中写成《俟解》一卷。
76、主观与客观。王夫之明确地提出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且正确处理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他借用了佛教“能”“所”的概念，并加以改造，系统阐释了自己的认识论主张。“能”表示人的主观，“所”表示客观。佛教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抹杀了“能”“所”的对立，认为“天下固无有所，而谓吾心之能作者为所。吾心之能作者为所，则吾心未作而天下本无有所”，客观对象是主观制造出来的幻象，压根就没有客观对象这回事，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
77、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对“道”与“德”的内容及其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人们对于一般的“道”，应该遵循和笃信，而对于具体的“德”则应加以变通和弘扬。
78、读王夫之的思想，可以感受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乐观主义精神。他提倡创新、鼓励创新的思想，一扫传统文化主静保守、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闷气息，放射出积极进取、阳光向上的光辉。他写道：“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励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倡言从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去强盛中国，华夏民族便可以永固于天下。这是何等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
79、 ★明末清初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元气说被王夫之发展到思辨的高峰。这种唯物主义的元气说认为，宇宙天地和世界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气”希微无形，人眼察觉不到，但又充满宇宙太空。元气还处在不停的运动状态之中，它的聚集生成万物，而万物的离散又成为元气。由于元气的运动，由于元气中阴与阳两种属性的矛盾冲突，从而构成了宇宙万物及其运动的多样性。此说部分推翻了北宋张载的元气论，如张载引述庄子的话“生物以息相吹”，认为元气乃各种生物之气，而王夫之认为气乃宇宙的本体。
80、实有与虚无。为了清算理学，就要批判佛老的哲学。因为，无论程朱的理本体论还是陆王的“心即理”说，都和佛老的宗教哲学有思想上的渊源，批判佛老就是从根本上批判程朱陆王，就是“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王夫之与佛老哲学的根本对立集中在有没有所谓绝对的“虚无”上。
81、王夫之对事物内部“两端”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抛弃了(周易)八卦以乾为首的观点，认为乾与坤、阴与阳没有先后之分，矛盾的双方相互依赖，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独立存在，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他还认为，矛盾的双方没有固定的主辅地位，在一定条件下为主的一方在另一条件下就会转变成为辅的一方，同样，在一定条件下为辅的一方也会在另一条件下转变成为主的一方，矛盾双方的地位可以转化，人们不应当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的对立面。
82、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是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王夫之涉猎广泛、学问渊博，不仅精于史学与经学，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亦颇有研究，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反思和评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不以信义结夷狄”“夷狄相攻，中国之害”“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及“和亲无耻”等思想观点。
83、王夫之自幼从学于父兄，聪敏好学，博览群书，十四岁即考入衡阳县学，成为秀才，但继续科举仕进的梦想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破灭。王夫之目睹明末的腐朽统治和东北满族贵族势力的不断扩张，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感到危机日深，主张改革弊政。他十分关注国家社会政治时局，格外用心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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