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全部资料
1、巴金对这本书并不满意。很重要的原因是书名由《断片的回忆》被改成《巴金自传》。估计编者是为了统一丛书中各本的书名，也是为了招徕读者才这么做的。偏偏巴金他向来不喜欢做名人，更不大喜欢名人的做派。还有些细微的原因，“我不满意它，因为除了错字多、售价贵以外，它还比我的原稿少一章，那是被审查会删去了的。”(《〈忆〉后记》，《巴金全集》第12卷第4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此书售价是大洋六角，我查了一下后来出版的《忆》，内容比此书几乎多一倍，平装三角，精装四角五分，虽然《巴金自传》纸张要好一些，相比之下还是贵了些。删去的文章是《信仰与活动》，也是书中意义非凡的一篇，作者都不高兴自己的书残缺不全。1936年，改名《忆》，增补了几篇文章，巴金在自己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了此书的新版，这也是以后通行的版本。而以《巴金自传》为名的这本，仅印一版，倒成了稀罕版本。
2、巴金向往与萧珊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他在《病中集》中说：“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能满怀着留恋的感情。”巴公曾说过这样的话：“等我永远闭上眼睛，就把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
3、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4、在1994年，冰心还在巴金画像旁题写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此际当以同怀视之。”而巴金这边也为冰心提字：“冰心大姊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5、资料显示说巴金是1966年夏天被关进了“牛棚”，至于为什么关进了“牛棚”，这里也不便跟大家多说，在巴金那个年代，估计也不止巴金一个文人被关进了“牛棚”，而是很多文人一起；我们读到巴金这段语录时候，也感受到了巴金在那个年代，是吃了不少苦，特别是被关进“牛棚”十年。
6、(10) 巴金1980年11月15日致姜德明信，《与巴金闲谈》第175页。
7、(24) 罗荪1981年6月28日致巴金信，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267页。
8、傅雷还是一个热心人，他鼓励人译书，也为平明社这套丛书拉稿。1953年1月给巴金的这封信，就是介绍杨必译稿的：
9、(16) 曹禺：《致巴金——响应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人民日报》1981年4月2日第8版。
10、看过他们俩人之间的作品的人或许都知道，其实他们的作品风格并不是很像，但只要仔细去看，就会明白，巴金和冰心他们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正是这个主题将他们牵连在一起。(巴金的全部资料)。
11、1978年春天，巴金到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留下来访友，很多老朋友都是劫后重逢。3月15日上午，两位在《人民日报》做编辑的朋友夏景凡和姜德明去前门饭店看望巴金，中午，他们又一起去晋阳饭店与在那里的袁鹰会合一起请巴金午饭。在去饭店的路上，喜欢新文学书刊收藏的姜德明同巴金谈起女作家罗淑：
12、1926年5月，诗人梁宗岱在巴黎送给邵洵美一本卢梭的《忏悔录》，书的环衬页上，有梁宗岱的题词：“洵美由英归国，道经巴黎，以此持赠，并藉以寄我火热的相思于祖国也。宗岱一九二二一法京。”抗战时期，这本书在重庆为巴金所得，并一直珍藏，晚年捐给上海图书馆。一本书，三位中国现代作家，这也算是一段饶有兴趣的佳话。
13、 兹附奉座券一张 即希 察收为幸 此候
14、限于条件，平明社的精装本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平明社的工作作风却给傅雷留下深刻印象，以致他对人文社的领导说：“将来倘重印《约翰·克利斯朵夫》而印精装本的话，希望注意一点：就是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们国营的出版社成绩，决不能低于几年以前的私营出版社。”(傅雷1956年12月10日致王任叔、楼适夷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第322-323页)他对重印《约翰·克利斯朵夫》直接提出硬性要求，第一条就是要保留平明社印本的“旧样式”。傅雷的要求处处以平明社的书和做法为标准，由此返观，可以想象，他和巴金的合作之默契和满意度。至于他一再提到的：“一九五三年平明出《约翰·克利斯朵夫》精装本，我与出版社都集中精力，才有那么一点儿成绩，虽距世界水平尚远，但到了国内水平(以技术及材料而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同前，第318-319页)的确，这套书的印装在今天看来也是难得的精品。四大卷，开本近乎方型，书封有外函套，封面简洁、经典。在普通本之外，平明社还有给作者加印特装本的传统，让作者送送人，也体现书的尊贵。黄裳、穆旦、萧珊的书，我都见过这种特装本。
15、姜德明后来把他们的谈话内容写进文章发表，这一次谈话，可能是巴金最早向友人透露建立类似文学馆这样一个“单位”的设想。历史地看，我们不能不敬佩巴金的敏锐，他的资料保存、搜集的意识走在了大多数作家和学者的前面。1979年巴金访问法国、1980年访问日本，在海外，他看到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的热情，这与国内刚刚结束的文化浩劫中被当作“毒草”恰成对照。他还看到一份资料，讲日本东京有一家近代文学馆是靠作家们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能行动起来建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呢？
16、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公布，我也找到不少傅雷与巴金两个人交往的线索。如1957年，傅雷曾托巴金给周扬带过亡友、作曲家谭小麟的乐谱和胶带等，倘非可以信赖之人，又怎么能托带东西？1955年、1957年，傅雷对出版、发行工作提意见的时候，能够看出他的很多想法与巴金一致，他还曾直接提到过巴金，说明有的问题两人有过交流。巴金这一面，1963年1月15日、19日日记中记过，他与傅雷互赠新书。1973年，在傅雷还未平反，巴金也是戴罪之身，巴金却肯定了傅雷的译文：“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文译本我过去很少买(我倒有法文《人间喜剧》全部)。……傅雷的译本比别人译的好得多，据说还有一两种他的译稿，最近有可能出书，不知是真是假。”(巴金1973年12月2日致黄源信，《巴金全集》第24卷第3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在1978年8月、9月，傅雷的儿子傅敏给巴金寄过书，两人还有书信往来……
17、(2) 姜德明：《与巴金闲谈》第7—8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版。
18、图：巴金保存的一帧现代文学馆(万寿寺)正门照片
19、(18) 巴金1981年1月21日致罗荪信，《巴金全集》第24卷第1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
20、这俩人见面，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两人为了共同的写作目的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巴金的文学热情深深地打动了冰心，冰心第一次见到巴金，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弟弟看待。
21、巴金和萧珊订婚后，爱情又得到了新的升华。1938年7月，萧珊去广州看望巴金。他俩同住在出版社里，各有各的房间。他们一道上街，一起吃饭，巴金工作时，萧珊料理杂事，互相尊重，十分和谐，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不久，巴金应邀去武汉，她随同前往。
22、(12) 巴金1981年1月9日致姜德明信，《与巴金闲谈》第180页。
23、1936年的大上海。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年轻一代对幸福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此时巴金收到了许多书信，很多是追求他的女性写来的。
24、气生根是生箕空气中的一种变态根，如榕树的枝干上长出许多不定根，可以一直垂入到土壤。此种气生根没有根毛的根冠，不能吸收养分，但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也有呼吸的功能。由于气生根扎入土内，起了支持作用，使榕树冠得以发展，故有“独木成林”之感。热带森林中的许多植物也有发达的气生根，气生根因作用不同，又可分为呼吸根、支柱根、攀根和吸器根。
25、巴：导演说，他原来拍了好些，结果还是删掉了，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无缘无故吵架。
26、《炸不断的桥》的目录已在六六年日记中查出，抄给你看看。
27、在巴金看来，萧珊主动热情，是她纯洁心灵的流露，他仍然把萧珊当作一个小朋友对待。萧珊对巴金的爱，是为他作品中真诚、激情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所感动而产生的。善良、热情、重感情的萧珊，常来巴金住所，或是大大方方地到巴金工作的文化出版社去，给巴金讲青年学生对他作品的反应和现实的思想状况，讲家庭琐事。巴金总是静静地听着，从不打断她的谈兴，因为他很尊重萧珊。
28、 惠假《嘉尔曼》原作二种，谬忆以为早经奉赵，顷整理书柜，方始发见仍在敝处。未老已昏愦若此，愧甚愧甚。敬乞
29、1960年冬天，全国正陷于严重的饥荒危机中。上海家中，全靠萧珊料理安排，她既要照顾儿女，又要侍奉婆母，还有小姑；她自己还在《上海文学》上班。这时因粮食紧张，家中三餐饭已改为二稀一干，稍后又被迫不得不改为一天三顿稀的。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二分钱的菜，给孩子们订的牛奶，只能三天供应一次。
30、 读了您的信深受感动，多次提到文学馆能早日实现，我在作协的书记处会上也一再提出，现在是领导上十分重视，除了胡耀邦同志、习仲勋同志、乔木同志外，冯文彬同志也很重视……
31、五百年前，这里原有一个泥墩，一棵榕树，经长期繁衍，成为覆盖有二公顷的小岛。岛上的榕林栖息着数十多种小鸟，尤以白鹤和灰鹤最多。白鹤朝出晚归，灰鹤暮出晨归，一早一晚，相互交替，翩翩飞舞，嘎嘎而鸣，蔚为壮观。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巴金游后写了《鸟的天堂》，1982年他亲笔题了“鸟的天堂”四字，更为这风景区增色不少。树长起来后便有气息，气根向下长入土后成树枝，枝大成树又有气根下垂入土，如此不断循环，加上小泥堆不断因河水冲积成为小岛，树越来越大，成为有十五亩阔的榕岛了。如果您划艇靠近榕墩，环境一周，就会见到榕林里面树枝交错、鸟巢一个个散布其中、鸟群飞上飞下的奇景了，真有“人间毕竟有天堂”之感。
32、(4) 巴金：《关于〈寒夜〉》，《巴金全集》第20卷第701—7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
33、巴金的《海上日出》属于一篇写景抒情散文。文章按日出前、日出时、日出后的顺序重点描绘了晴朗天气和有云时海上日出的几种不同景象，展现了日出这一伟大奇观。
34、1944年5月1日，萧珊和巴金决定结婚。此时巴金已经40岁了，而萧珊只有27岁。相识到决定结婚，他们恋曲进行了八年，与他们共同经受的一场民族战争所需要的时间相同。或者可以说，正是因为战争，他们的爱才变得持久而深刻。这八年中，他们在连天的烽火中几度离散，几度相聚，天南地北，两情依依，患难与共的岁月早已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如今终于要结婚了，萧珊清澈的大眼睛里盛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渴望。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一间房做新房，没有添置一丝一绵，一凳一桌，只有巴金四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
35、冰心说：“他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之一。”
36、巴金小说以自己非常独特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回应、发展了五四时期文学，比如说关于平民书写，关于思想启蒙的主题，关于抒情小说，关于资料叙述，我觉得他把五四时期的很多东西在抗战时期做了一个延展，而这种延展最终使得小说充满一种具有强烈的“我”的声音的抒情性特征。也因为这种强烈的抒情性，我们看到这个抒情不单单是叙事手段，不单单是风格，已经具有近似于意识形态的意义。
37、有时候天边有黑云，云还很厚。太阳升起来了，人看不见它。它的光芒给黑云镶了一道光亮的金边。后来，太阳慢慢透出重围，出现在天空，把一片片云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这时候，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
38、“新亚”见面之后，萧珊常给巴金去信。她坦率、热情地在信中说：我永远忘不了从你那里得来的勇气。巴金每次复信都称萧珊为小友。萧珊常到出版社找巴金，以求思想上得到更多更大的启蒙。
39、1981年4月，在“随想录”专栏中，巴金专门写了一篇《现代文学资料馆》，“可能有人笑我考虑文学馆的事情着了魔”，(6)巴金是这么写道，他对文学馆的盼望之热切竟然以“着了魔”来形容。1982年，他又写了一篇《再说现代文学馆》。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把他倡议建立文学馆的主要构想和意图讲清楚了：“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7)搜集研究资料之外，这个倡议还跟巴金后半生的经历和晚年的反思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段时间，现代作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他们的作品被污蔑为“毒草”，究竟该如何评价“五四”以来的作家的贡献和这一代作家所走过的道路，如何看待这些作品，巴金有自己的思考。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巴金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座文学资料馆，将那些宝贵的资料留给社会、留给后人。“有了文学馆，可以给我国现代文学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做一个总结，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8)
40、连蚊香都买不到。亲友们到招待所来看望他，他请他们吃一个包子，或是一碗挂面；他去探望长辈，送点挂面、点心，这在当时都是最好的款待，最佳的礼品了。所以，每当巴金享用这些美食佳肴，就会想到家中瞪大眼睛的儿子、不胜羡慕的妻女。他们快要“三月不知肉味了”，甚至处在半饥饿的状态。
41、所以说巴金住了十年“牛棚”，想要揭露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很刺耳！大家读完这篇文章，有什么想法呢？特别是文章中的名言语录或是诗句，大家但说无妨，可以在留言区尽情谈吐，倘若我们看到感兴趣的话题也会参与，或是置顶。
42、这篇散文结构严谨，饱含深情，读来犹如作者就在眼前，为你满含热泪地诉说着自己的情感，令人感动不已。
4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的内部刊物《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5年第五期的作家访问栏，刊有《巴金和孙道临谈〈寒夜〉》，署名雯佳，不见于已出的巴金研究资料。谢文芬回忆道：
44、(14) 臧克家：《建个文学馆，好！》，《人民日报》1981年3月26日第8版。
45、1952年巴金在全国文联的组织动员下前往朝鲜写作，从此展开一系列的抗美援朝书写。在既有研究中，论者普遍认为巴金此一系列写作的价值不高，连巴金也自称失败。通过对这些写作的探讨，我认为，在失败的背后所呈显的是巴金在“被动员”的状态下，如何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持续思考发展新写作路线的可能，并以其对时代的理解努力回应他被赋予的任务。
46、(36) 黄裳：《东单日记续篇》，《珠还记幸》第507-50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5月版。
47、别无选择，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修缮。罗荪向巴金汇报：“文学馆的事已作了布置，下周将去访乔木同志，拟一面修缮，一面着手收集资料，并住进人员，订出进度规划，积极进行。”(31)随后，罗荪又向巴金详细叙述由张光年支持的中国作协d组会关于现代文学馆面临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部队占用的房子正在有期限的撤出，商请清华大学建筑系设计初步方案，“拟订了修建计划，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修缮三两个院落，第二步清除火烧场，修建第五个院子，第三步修建第六个院子”还有专门修建一个文物资料存放处……”(32)
48、关于《寒夜》的感情基调，巴金在访谈中坦言：“好像这是一部绝望的书，是一部悲观的书……实际仔细想想，还不是悲观的，是有希望的！”他在《关于〈寒夜〉》也有涉及，“这些年我常说，《寒夜》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小说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最后的一句是‘夜的确太冷了’。后来出版单行本，我便在后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温暖’。意义并未改变。其实说悲观绝望只是一个方面”，“我给憋的太难受了，我要讲一句真话：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
49、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在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之后，这俩人的友谊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他们不仅成为了文学界的好朋友，更成为了人生的知己。
50、巴金最终选择放弃了《一双美丽的眼睛》的写作，当然不排除身体健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的事实，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专心写《随想录》这部大书。由此可知，《随想录》在巴金心中的分量之重。
51、巴：1979年就宣布了，叫《一双美丽的眼睛》写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52、(19) 罗荪1981年1月29日致巴金信，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264—26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版。
53、引证：闻一多《李白的死》：“又见圆圆的月儿还平安地贴在天上。”
54、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露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巴金
55、巴：开始看觉得滑稽，可是后来慢慢看，就不觉得，就习惯了。导演很花功夫，外国人演不容易，穿中国人服装。
56、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
57、巴：改过一次，改动不大。主要是性格方面改过一点，说明我都同情。比如说主要人物汪文宣，有些人说他是窝囊废，我说他是个很善良的人。那个社会让这样善良的人，这样好的人，这样的老好人都活不下去，都这样子，说明那个社会应该崩溃了，应该改革了。我的意思就是，通过人物的命运写那个时代，来控诉旧社会。所以，我就说最初有些人，我自己也是这样看法，好象这是一部绝望的书，是一部悲观的书，我自己当时也有点看法，有点影响，但是实际仔细想想，还不是悲观的，是有希望的！
58、傅雷与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的合作是比较愉快的，这基于作为文化人的巴金对文人个性、习惯的尊重，他放手让傅雷按照自己的标准、个性去译书和处理稿件。这一点，傅雷跟朋友们提起甚至不无得意，他说是“为所欲为”：“在这方面我是国内最严格的作译者。一本书从发排到封面设计到封面颜色，无不由我亲自决定。五四年以前大部分书均由巴金办的‘平明’出版，我可为所欲为。后来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就鞭长莫及，只好对自己的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傅雷1961年7月31日致刘抗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第39页)
59、巴金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写给沈从文的三封书信写满了他对友谊的忠诚、对文学的皈依，但结合巴金的生平与创作细察会发现，友情与文学只是他在践行“理想日常化”过程中用来跟世俗和自我战斗的工具。理想日常化道路的选择可以在精神分析视野下得到观察。巴金选择两种方式来解决自己面临的人格上的巨大矛盾：一是调和人道与享乐，给自己留出退路；二是高扬理想、信仰来拯救自己的软弱。这造就了巴金“软弱”而有韧性地反抗权威的姿态，也是巴金在当下能仍与时代“接合”的原因之一。
60、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了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两人的泪水相互交融，肝胆欲碎……手术后，巴金默默地守在萧珊的床榻前，悲极时几乎想高声大喊：“一切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萧珊努力克制住自己的疼痛，不叫不喊，除了迷糊中几次要求开床边的氧气筒和担心输血太多付不起医药费外，从不抱怨什么。萧珊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巴金却在为输血、输氧的费用心忧。巴金默默地陪着妻子，萧珊含着泪望着形容憔悴的丈夫说：“我不愿丢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啊？！”望着妻子那双很大、很美、很亮的大眼睛，巴金心中充满了酸楚，惟一的期望是妻子赶快恢复健康。
61、他所提供的带有强烈主观性、抒情性的中、长篇小说，与茅盾、老舍的客观性、写实性的中、长篇小说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而巴金小说所创造的“青年世界”是30年代艺术画廊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巴金也因此为扩大现代文学的影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62、后来，我发现傅雷1950年代初的译作大都是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的，立即意识到我先前的印象是不可靠的。傅雷在平明社出版的译作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还有梅里美的《嘉尔曼附高龙巴》……都是傅译精品。那也正是傅雷作为翻译家最为成熟的时候，傅雷说：“无奈一本书上了手，简直寝食不安，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傅雷1951年4月15日致宋奇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第191页)如此呕心沥血译出的作品，傅雷能够把它们交给一个创办不久、实力一般的民营小出版社出版，这是多大的信任啊。虽然，在现有的傅雷传记资料中，很少有提到他与巴金的交往，可是，我认为这背后一定大有文章。
63、追求真实，在《随想录》中一遍遍地虔诚而痛苦地忏悔，剖析自己的灵魂，猛烈地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深挖国人灵魂中的奴性，以人格的魅力参与现代伦理文化的建设。
64、巴：最近在日本演过一次，日本朋友写信来说起。
65、张光宇为邵洵美译作《逃走了的雄鸡》设计的封面图
66、(26) 罗荪1982年1月1日致巴金信，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271页。
67、杨必(1922-1968)是杨绛的妹妹，信中提到的《剥削世家》是一部小书，她后来还译过萨克雷的那部大书《名利场》，很受推重。虽说初涉译坛，杨必的“师傅”却非同一般：姐夫钱锺书、姐姐杨绛“代为校阅”，一代译宗傅雷“通篇浏览一过”，《剥削世家》译文质量大有保证，傅雷给出的判断是“译文标准够得上列入‘文学译林’”。傅雷还向巴金提出一个要求：“又译者希望能早出，因与其本人将来出处有关(详情容面陈)。”共和国初立，百废待兴，私营出版社(排字房、印刷所)的排书能力很低。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完全按照傅雷的要求以尽快的速度出书。《剥削世家》，平明社1953年5月初版，印5000册，也就是说在傅雷把稿子寄给巴金之后三个月多一点就印出了。
68、巴金在成都饮食甚丰。李宗林专门给他配备了一个炊事员，经常由商业局调拨给他一些吃食材料。但是一走到街上，一样萧条和荒凉。菜店无菜供应，公共汽车因无油而停开。
69、巴金回信中再次明确自己的想法，并要带头捐款：